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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反思
X先生：
您好！
一年多没联系了，但心里却时时挂念您的。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今年春节，我哪儿都没去，只在家中休息，梳理一下思想，收拾一下情绪。而以往春节，当我盘点一年功过得失时，往往都喜欢拿出您的来信细读参照的，因为您一直看着我成长，又一直都最能静心地关注着我写的专栏，所以每年底您给我写来的那一封信，于我都是不啻于一纸严师的年终鉴定的。而很遗憾亦很惭愧，这一年多来我却搁笔没写了，直至前几个月，才又开始重拾旧管。然而由此，这两年我也就痛失了您每年一封的珍贵来信。我一直很记得您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你还能继续坚持写下去，则说明你不因环境改变而改变，说明你依然潇洒，说明你还能继续有出息的。但是，我到底还是辜负了您，扔下了笔，真没出息。若从客观里找原因，说句没出息的话，我真的写不出来了。各种事务太多，工作压力太大，新生事物发展太快。有时看着年青的朋友们在进步，自己真有一种超龄留级生的感觉，十分无奈。但我又要说，从心里讲，我是不甘的，我还是渴望自己能够继续有出息，百尺竿头，赶上形势。所谓“我思故我在，我书故我思”，这个道理我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也是我的心愿。因此最近我又挣扎着，希望能从诸多繁琐而又无聊的应酬和事务中解脱出来。多点读书，多点思考。当然，最好是还能把读书和思考的一些心得多点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
最近读书看报，看得最多的两个词当算是“提前”和“率先”了。譬如，“提前进入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云云。然而对于这两个涵括时间和速度的概念，肃然起敬之余，说实话我却是有点惶恐的。怎么说呢？政事我不熟悉，别人的事与我无关，均撇开不论。单从我本人说，“提前”与“率先”的结果，往往只是意味着催谷之后的早熟，未见得就是什么好事。我这样说当然有感而发，甚至是有教训而发。想当年，我们正值年青，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也就是事事干起来都喜欢挖掘潜力，拼了劲要早出成绩。可是年前我看了一辑中央电视台访问汪嘉伟的专题节目，汪嘉伟说现在的新排球规例，取消了可以无限次转发球，也就失去了刺激队员“拼搏”的有利机会，比赛中对抗双方于是全凭实力真功夫，中国队由此也就即时暴露出基础功夫不够扎实和基层队伍后继无人等等致命弱点。于是汪嘉伟难免失望，并且辞了职……。看完这个专访，我对汪嘉伟的心情深为理解。其实，郎平、汪嘉伟等正与我是同辈中人，他们的感受实际上也正是我现在的感觉，只不过我们彼此事业不同，他们的成就比我的成绩大得多，但许多问题在本质上却是同样的。如此，我就想到现时自己也常常被朋友戏称为从政、从商、从文一脚踢的“三从”人员，按－世俗的“权、利、名”标准亦算风光。的确，我不到27岁就当主编了。并且，在同龄的同行人中，亦应算是最“率先”进入国家特殊津贴专家行列，最“提前”破格评上相当于教授的编审职称的。再者，还挂有一个副部长头衔，在地市一级部委办领导班子中也算年轻。然而，正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这一辈人的各方面基础都太薄弱了，当我们在“拼搏”之下进入了这一一的“提前”和“率先”的行列之后，往往就会发现自己“后劲不逮，力不从心”。这是一种非常严重而又令人沮丧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拼搏者中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感受。
由此我又反思，也许这才是我现在写不出东西来的真正原因吧。其实现在并非懒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回过头想，从相对的观点去看问题，“人生有涯而学也无涯”，人们又何必去强求什么“提前”和“率先”呢？在有限的时间里想做成无限的事情根本就是荒谬的，倒不如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一些有限而又必须的事情，则更切合实际。当一个人在已提前进入了盛壮期时，事实上他就最需要马上面对如何防止提前进入衰老期；若然由于提前进入盛壮期而导致提前进入了衰老期，那从整体的买卖算来那真是极之不划算的！这意味着生命由于过早的燃烧而短暂。
水中捞月抑或火中取栗，均不足取。当务之急，大抵应该去繁就简，平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就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学好做好。这是我在这个新世纪的新春反思所得。X先生，久未与您对话，现把心中困惑和盘端出，盼望能再听到您的指点。
此外，附上新书《刘宁选集》中的《自序》一篇。过去曾向您表示要坚持每两年出一本书，这两年没写什么，却还是把出道初期的一些作品结集出版了，因有滥竽充数之嫌，故只将《自序》呈上，其他内容则待你有暇时才翻翻，谨博一哂。
祝
全家快乐！
刘宁
2000年春节
附：《刘宁选集》 自序
又要结集出书了。
这一本“自选”集，实际上应算是一本“自珍”集。皆因入行二十年，我的整个创作总量大抵也就一百万字左右，实在是难有多少可以供“选”的余地。兼且近年我已出过几本小册子，而其中所收的作品大多是这两三年干下的活儿，新华书店的书架子上现在还堆摆着这些剩书，倘再“选”，再出版，则不啻是一种重复浪费了。所以当我接到市作协和出版社通知，要求交稿并指明“一律”得出自选集时，心下里就不免犯嘀咕：这样子只怕骗得了自己，也骗不过读者。再想：反正是“自选”，则理应可以随了自己的意愿自作自为的去选，那我何不钻个空子，趁机把过去一些虽已发表却仍未结集的散作“选”在一块，自以为是地出版掉了事？如此想法虽属无赖，但毕竟更接近现实，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而这一些旧的散作，也就是我80年代刚入行时的一些习作。我将这样习作集而称之为“自珍”之集，顾名思义，自然是带了更多的“敝帚自珍”的心情。幸而这一种“自珍”，尚不至于堕落成自恋吧。
此外，当我把这一批“自珍”之作又重新读了一遍的时候，却竟然又意外地发现，原来自己没有汗颜——并未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会对昔日的幼嫩感到愧怍；相反，一边翻阅着刊载在发了黄的旧报刊上的旧作，我甚至乎还隐隐约约地产生了几许自得之意呢。为什么？这倒不是说我早年写作便已经妙笔生花，小时了了。事实上，我早期的习作，跟绝大多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一样，都是甚为直白、粗糙甚至造作的，处处可见模仿他人之痕迹。然而可能也正唯其如是，却才使我时至于今，尚恍然间可见到自己当年的几许可爱与勤力，可想起自己当年是如何的余勇可贾，如何时时的欣喜若狂又或气急败坏的。哈哈，这一切俱往矣，回头看这十几年前的小伙子，还挺不赖嘛！
当然话说回头，通过重新整理旧作，出版这本书，我是深深的心存感激和庆幸的。我所要真正感激和庆幸的是：自己赶上了好年代，参加高考读上了大学；自己遇上了好环境，毕业后工作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正因为这“生逢其时”又“生逢其地”，才迫使了我年轻的时候未敢偷懒，还算用功，杂七杂八写下了一批小说、故事和剧本。
因此我要说：这一本集子，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八十年代的社会一侧，更映照出了八十年代中我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影子。这影子虽然瘦弱，但我喜欢。
因此我还要说：我喜欢这本新出的书，喜欢这本自选自珍的旧作集子！
199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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