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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的浮萍
飘零的浮萍
我把萍姨叫做姨,本身是个错误。按说她的辈份还在母亲之上,就因为她的辈份太高,所以已没人知道她究竟算是母亲的姨,或是母亲的母亲的姨。她仅仅比我大四岁,家里人却都让我把她叫做姨。总之她是我家的一个亲戚,一个从血缘上讲很远的亲戚,但她在我十二岁那年到我家来,就因为我们是亲戚。
那天放学回家,见屋里多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不算太老,只是比父亲大一点的样,但面色苍桑。穿了一件明显着旧的蓝色的呢大衣,把黑乎乎的衣领竖起来。头发是很随意地蓬着,很乱,很脏。女的就不一样了,穿得很洁净,是素花的小袄。头上扎着很精致的羊角小辨,籁籁闪动的大眼诉说着如花的年龄。妈让我过去叫爷和姨,并让我带那个叫做姨的人去玩,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叫做姨的人,她更像我的姐姐。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个从天而降的姨本姓尤,单名一个萍字,所以我和我的伙伴都习惯叫她萍姨。那个带她来的人是她的父亲,因为有历史问题,所以生活已没有着落,他不想让女儿挨饿受冻,他想到了我母亲——一个很远的亲戚,一个也许是能帮他一把的亲戚。母亲的心肠总是像水一样软的,经不住他父亲的哀求,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只是要求她把粮票带过来,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常吃不饱的。我觉得萍姨真的很可怜,所以,在那些小伙伴们面前我总会护着她一些,究管她比我大四岁。
萍姨并不象我一样地贪玩,她总是拿着一本书似看非看的。她这样好像一方面显示出她的本份,另一方面还遮掩着邻居们那些奇怪的目光。院子外的呈祥和后院的明德就是有那种奇怪的目光的人,这是我开始讨厌他们的原因。萍姨也不是老拿着书,当母亲做饭的时候,她会很主动地帮母亲做点什么,她烧柴灶的技巧就是从我们家里练出来的。我还记得灶火的光映在她的脸上,她的脸似笑非笑。她一边把藤条折断打成卷,一边用火钳把灶火的底部掏空。火燃得很猛,藤条在灶火中有噼噼叭叭的炸响。烟和火舌一起冒出来扑在她的脸上,她有了低低的咳嗽声。于是,母亲在上面煮好了一大锅连水带汤的包谷圪瘩。到吃饭的时候,萍姨却吃得很少,母亲说,你正在长身体,应该多吃一点。她总是不吭不声地摇摇头。她好像永远都不会饿,不会要吃的,难怪政府只给她发二十六斤粮票。
萍姨的确是个很本份的人,没事的时候她总爱呆呆地坐在床上,任凭时间静静地从面前流过。但她还是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这事得怪明德,明德把一本叫做《三侠五义》的书借给萍姨看。但这事让呈祥知道了,他很气愤,他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他说明德的奶奶是地主,他这样做是没安好心。他说他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的《海燕》,他会很有感情的大声朗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把手举起来好一会才放下,但这时我从萍姨的眼睛里却看到了鄙夷的目光,她好像不是那么喜欢那个叫做高尔基的家伙。但呈祥是对的,因为母亲知道明德借书的事,很认真地把明德数落了一番。于是明德再不敢到家里来找萍姨。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母亲上班之后,我会发现萍姨悄悄地溜到后院,溜到明德的家里,隔着窗户我能听见他们两人嘻嘻哈哈的笑声,这是我唯一能听到萍姨笑声的时候,像春天的小鸟在唱,真是好听。呈祥好像也听到了那样的笑声,他把萍姨到明德家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第一次对萍姨有了不好的脸色,说出的话也是凶巴巴的。萍姨好像哭了,很小声地哭,就像她有时在床上很小声地哭。在这之后,她再也没到明德家去了。明德那天却把呈祥给打了,打得好凶。呈祥的眼圈和鼻子都是青的。呈祥从院子里跑出去的时候,明德还在后面追,结果给许代表碰见了,许代表不是谁都可以惹的,在那时我也是最怕她的。她把明德的奶奶——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叫到她的门前大骂,一直把老太婆骂得跪在地上,就像我做错了事被母亲罚跪的样子,想起来还真是好笑。从此萍姨和明德再没有往来。
母亲给萍姨第二次不好的脸色是在七五年的夏天,萍姨的父亲来了。他没按说好的带来粮票,他说他把粮票弄丢了,但母亲怀疑他用粮票做了别的用途。但他不承认,在他呼哧呼哧地吃完一大碗包谷圪瘩,满脸的胡须上沾满了包谷的碎沫之后,他仍然不承认。此后,母亲在吃饭的时候对萍姨总有了不好的脸色。萍姨好像知道什么,她吃得也更少了。我记得那时我常常问她,饿不饿。她总说不饿,但有一天我却发现了她也是很饿的。那天呈祥非要让我把萍姨叫到他的家里去,为此我得到了两分钱的奖励。我从明德的奶奶那里买到了一张薄脆和一杯稀米,我很高兴,高兴得甚至想和呈祥一起分享。在我来到呈祥的家门口时,我闻到了一股猪油的香气,呈祥的大哥在大阳沟卖肉,所以这样的香气常常从他的家里飘散出来。我随着香气在呈祥家那间狭小的厨房里找到了呈祥和萍姨,他们正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散发着猪油香的面条在做游戏,萍姨吃一口面,呈祥就可以在萍姨红朴朴的脸上亲一下,于是把萍姨的脸弄得湿乎乎的。我爬上了呈祥家的灶台,把身子够到了萍姨鼓胀的胸前,我也想亲一口萍姨,但呈祥却让我把它换成了一口面条,我无法抗拒猪油的香气,我认为这样的交易很合理,于是,我把我一生唯一可以亲萍姨一口的机会换成了一口热腾腾的猪油面,我那时才发现萍姨也是很饿的,就像我一样得饿,就像那口猪油面是那样的让人满足的。
第二年的春天,萍姨的父亲又来了,手里拎了一个铺盖卷。他说萍姨就要满十八岁了,他给她找了个工作,所以以后萍姨不再给我家添麻烦了,萍姨走了。我和母亲把他们父女俩送到门口时,看见了明德,那个可怜巴巴的明德和他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看,好像那是他们家的亲戚。
八零年的夏天我从中专毕业,要到一个同学的家里去玩,刚好是在离萍姨家很近的地方,母亲特别吩咐我去看看萍姨。她说如果萍姨还没有结婚的话,她想把她的一个学生介绍给萍姨。我从母亲那种难过的眼睛里看出了她的愧疚,我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下来。那是一个离城市很远又很偏僻的地方,坐完火车又转汽车,最后还要坐一段摩的才能到达的地方,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像样的路和像样的房子。本来应该在下午到达,等我赶到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我在黑暗中寻找,仿佛是在寻找一件丢失了很久的宝贝。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尽管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去。周遭一片死寂,我能听见自已忐忑心跳的声音。当我终于在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问到了她的名字,找到了她的家门,我几乎屏住了呼吸。我想,我终于找到了你。
在门打开的时候,我看见了萍姨,她仿佛老了许多,一绺散发垂在额前,披了一件皱皮啦叽的军大衣,唯一没变的是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只是不再那么明亮。她把我让进屋里,我看见了那个斜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说他叫小潘。那个小潘过来递烟,我发现他是一个矮小的胖子。虽然她没说她跟小潘的关系,我心里却猜得出来。小潘倒是很热情,我也用我刚刚走上社会才学到的一点油滑跟他客套和寒喧,漫天海地的一阵胡侃,好像我们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但很快我们就没了语言,找不到话说。我在她的家里像个傻子呆呆地坐着,就如同当年她在我的家里呆呆地坐着一样。我开始觉得有种东西在弥漫我的全身,我想离开,我要逃离。
春节的时候,母亲参加了萍姨的婚礼,那是在重庆最豪华的大饭店举行的一场讲究的婚礼。那些至爱亲朋们一下从土里冒出来坐满了二十多桌酒席,母亲说萍姨穿着通白的婚纱,行进在红地毯上漂亮得就像一个仙女。但我知道旁边是那个矮小的胖子和她牵手。母亲说得眉飞色舞,我知道她是为萍姨有了好的归宿而高兴,但是她却忽略了我眼中的忧郁。
时间已散漫地过去了廿多年,母亲也已离我而去。在那场婚礼之后,我和我的家都失去了萍姨的消息。每当行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我想我也许会和她有一次巧遇,只是我无法设想是怎样的巧遇。每当夜阑人静,月漏星巯,我会在心底对还生活在这个城市某个角落里的她,轻轻地问一声:萍姨,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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